校友华士珍: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日子
发布日期: 2020-07-03 作者: 浏览次数: 10

华士珍,1940年生,上海南汇人。1960年5月至1961年5月曾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做合作研究,1961年夏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,后在川沙县虹桥中学(现唐镇中学)、南汇县瓦屑中学(今周浦育才学校)任教,1996年被评为特级教师,2000年退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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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群众性的科研运动


1958年“大跃进”是由群众运动推动掀起的,“大跃进”运动又使群众运动进一步高涨,什么事情都兴“大搞”。本来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,更多是一种个人的行为。但在“大跃进”年代,提出了群众性大搞科研的口号,人们看惯了“大干XX(月或天),向XX(七一、国庆、元旦或向党)献礼”的标语。北大和复旦中文系的学生奋战几十天,写成并出版了《中国文学史》,被作为典型例子加以宣传。

1959年,“大跃进”运动遭到挫折,部分地区已有饿死人的情况。本来庐山会议基调是反“左”,遏制“共产风”,但彭德怀的一纸上书,却使会议风向转换,发动了反“右”倾机会主义运动。“反‘右’倾,鼓干劲,气可鼓,不可泄”,“跃进”的口号又喊得震天响。1960年我在顺昌厂劳动的时候,感受的还是“跃进”的气氛。

从顺昌厂回校后,正遇上群众性搞科研的热潮。当时新版《辞海》的编写已经启动,系里也分到了任务,大概上面催得紧,就将任务分发到年级。我们班也领受了一些条目,但只是让我们过了一下目,后来就没有下文。记得是属于官制一类的,印象深的是“廉访司”这一条目,现在知道是元朝的官制,而当年我未曾听说过,到现在我还记住。

在之前,大概1958年底1959年初,系里曾组织编写了《中国纺织机械机厂厂史》。朱永康老师带领,4、5位同学参加,最后由朱老师执笔写成5、6万字的稿子,几个人分头刻印。我手头有过一本,后来弄丢了。为此,我曾去中机厂,作过一点调查专访,但具体已回忆不起来。这自然属于群众性搞科研的成果。

过不多时,就接到通知,让我参加一个项目,是《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史》的写作。《辞海》条目编写,说说而已,但这次写作任务,却是系里安排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合作项目。说老实话,我并没有感觉多少兴奋,因为我知道我还不具备这种能力,参加到这个项目中去。试想,我们连中国近现代史都没有好好学,也没有经过学术写作的训练,一篇小论文都没有写过,有什么资本去写什么著作。但在那种“跃进”的气氛下,所有的计划打算都用不到经过科学论证。有的只是大胆的设想,至于这些设想能否实现,这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。

后来的事实也确是如此。计划一年内出书,最后只是写了几篇文章。现在我们看到的由熊月之主编的《上海史》,煌煌15卷,600万字,是集几代人的学术研究成果,而非一朝一夕所能写成。当年我们处初创阶段,荜路蓝缕,确实不易,但那种一年写就的大话是实在不能说的。

系里当然是看重我,因为被选上的只有8人。一班的严灵修、廖志豪,二班的沈渭滨、陈书林、王高胜、季国忠,三班的李茂高、华士珍。不知什么原因,严灵修在一个月后退出,只有他一个党员,估计组织另有安排,实际是7人。廖志豪、沈渭滨、李茂高是调干生。李、廖年龄较大,李茂高长我12岁。沈渭滨参过军,是团员,由他倣我们7人小组的组长。我则负责生活,与学校膳食科打交道,将粮票、油票、肉票、鱼票、糖票、饼票等各类票证,7人每月的伙食费领回,分发给每个人。又与系主任秘书打交道,将每天的车票汇总后报销(后来每人买月票),总之是考验我耐心和细心的一项工作。

5月底6月初的一天,我们一行由夏笠老师带领,来到徐家汇漕溪北路40号的历史研究所。夏老师原是上海市东中学历史教师,后被调入师院搞历史教学法。除他之外,还有教我们中国近代史的王明枫副教授,和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不久的马洪林老师。历史所向我们表示热烈欢迎,由副所长徐崙主持开了一个圆桌会议,先互相熟悉。经过介绍,知道和我们一起的有3位研究员:汤志钧先生、方诗铭先生和刘力行先生。还有4位青年研究人员:黄霞、余先鼎、刘恢祖和汪济潼。

上海史的范围非常宽泛,现在限定在人民革命斗争,这就将范围缩小了。从时间来看,设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的“五四”运动,即中国革命史的前半段。这是考虑到研究人员的实际力量。能写专著的其实只有历史所的汤志钧、方诗铭和刘力行3位。4个青年研究员,黄霞是华东师范大学出身,余先鼎来自东北人大,刘恢祖和汪济潼刚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,余、刘、汪3位专业不对口。师院的3位老师系里有任务,夏、王两位每周来一、二次,后来干脆不来了,马老师来得多一点。主要是我们几个学生,但也顶不了事。

根据设定的计划,将所有人员分成几个组,1840—1864年为第一组,人员为方诗铭、王明枫、王高胜、华士珍。1864—1898年为第二组,人员为刘力行、李茂高、余先鼎。1898—1911年为第三组,人员为汤志钧、黄霞、沈渭滨、廖志豪。1911—1919年为第四组,人员为马洪林、陈书林、季国忠。

接着便是列出写作提纲,也就是全书的目录。因为限定了人民革命斗争,这个提纲的制订就颇费周折。首先是关于“人民”的界定。它和历来的“国民”“公民”不同。在我国,被用来作为和敌人相对。按毛泽东的说法,不同历史时期,人民的范围是不同的。比如同是一个蒋介石,在抗战期间,属于人民的范畴,但在内战期间,他便是敌人了。现在考察上海近代历史,哪些可以归入人民革命斗争的呢?要说上海的无产阶级,到19世纪末,还只是在形成过程中,数量也有限。所谓底层人民的斗争,也就是市民的斗争。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,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,资产阶级开始诞生,而且慢慢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,出现在政治舞台上。要不要写,能不能写资产阶级,也成为一个问题。在理论界,此时”左”风还刮得很盛,有了57年的教训,思想禁锢得厉害,资产阶级成了不敢碰的东西。但如果撇开了资产阶级的活动,那么可写的内容则很有限了。从时间的维度上来说,有一大段的年份只能留于空白,那么,史也不成其为史。

这个事情拖了一段时间,也很难解决。到9月中旬终于决定暂缓写书,每个时期找题目先写几篇文章。我们这一组涉及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,鸦片战争时期上海人民的斗争就是陈化成将军领导的抗英战争。除此之外,还有1 848年发生的青浦教案。太平天国时期,上海发生了小刀会起义,和太平天国相呼应,规模也很大,是一个很好的素材。比起其他几个时期,我们的论文题目比较好定。就这样从9月底起,我们的目标就比较明确了,即要将这些内容的写成文章,交稿审阅通过。   



二、《一八四二年上海抗英战争》一文的写作


我们这一组5个人,王明枫老师系里有事,他来得很少,实际是方诗铭先生和刘恢祖、王高胜和我4人,按照分工,我和刘恢祖负责鸦片战争这一段,方先生和王高胜负责太平天国这一段。要论材料,太平天国这一段的材料比较丰富,除小刀会起义外,还有太平军进攻上海。历史所已经出版了《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》,中外文资料非常丰富,要做文章选题较容易。方先生虽是搞古代史的,但这时俨然成了小刀会史专家,我很羨慕王高胜跟着方先生。

我和刘恢祖就搞鸦片战争这一段。陈化成的抗英是我们要写的第一个课题。刘恢祖原是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的,但是学非所用。1958年,华政被撤销,和其他几个单位合在一起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,从此不再招生,原有的学生大都被分到中学做政治老师。恢祖是党员,被分到历史所。他原是调干生,苏州某小学的老师,56年考入华政。革命干部家庭出身,听口音是苏北人,父亲应是新四军的,陈毅的部属,据说已是大校军衔,当年这个级别不算低,应是军分区司令一级,亦即是地厅一级的干部。他长我6、7岁,爱人也是小学教师,所以他每周都回苏州。因为有这样一个背景,他在历史所任党总支委员,实际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徐崙对他另眼相看。

恢祖很谦虛,他说不是专业出身,如何写作,可以一起讨论,但由我来起稿。其实我和他还不是一样,王明枫老师给我们上中国近代史,没有作业,没有考试,实在没有留下多少印象。现在他要我执笔,我也没有推托的理由。当时放在我们案头的是像砖块一样的6册《鸦片战争》,中国史学会编的资料丛书,但有关陈化成的抗英资料其实不多,主要取自道光朝的《筹办夷务始末》。历史所自己编译了一本《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》,资料则很丰富,是当年几个参加作战的英军舰长的回忆,还汇集了一些中文资料。

1840年6月开始至1842年8月结束的鸦片战争,在2年多时间中,真正作战的时间不长。先是1840年6月英军从广州海面北上,在占领定海后,直抵大沽口,道光帝连忙将抗战派林则徐、邓廷桢革职,派耆英去广州和英军谈判。为取得更大的权益,1841年8月,英军第二次北上,攻厦门,陷定海、宁波,1842年5月18日,占领乍浦。这回英军根据传教士的情报,称清军兵力集中在大沽,而长江下游疏于防患,于是决定侵入长江,控制南北运河和南京,切断清朝的漕运和商业运输线路,逼清政府就范。但自6月至8月,英军却费了2个月的时间,方始抵达南京,在上海、镇江都遇到了清军的顽強抵抗。6月16日,英军发起吴淞之战,陈化成战死。我们要写的就是陈化成的抗英战争。

陈化成(1776—1842年),福建同安人。行伍出身,由于作战勇敢,经不断历练,1830年晋升为福建水师提督,驻守厦门,为从一品边疆大员。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,被派驻上海,任江南水师提督。到任后,即购置大炮,整顿军备,在吴淞口的东西两岸、东沟口的黄浦江两岸与苏州河外滩、陆家嘴两岸组建3道防线。英军攻占乍浦准备侵袭上海时,两江总督牛鉴主张投降,遭陈化成坚决抵制。6月16日上午,英军十余艘军舰向吴淞炮台发起进攻,陈化成沉着指挥,击中多艘敌舰。在宝山城内的牛鉴见状便想邀功,乘着大轿出宝山城,敌舰便向他开火。牛鉴丟下轿子慌忙逃跑,致军心大乱。敌人从蕴藻浜登陆,占领东炮台,对陈化成的西炮台呈包抄之势,致西炮台被攻占,陈化成英勇战死。据英军将领称,中国守军炮火很厉害,作战亦英勇,是他们还未曾见过的。英军在攻破了两道防线后,进入上海城,在大肆骚扰了几天后,企图沿黄浦江去往苏州,但未获成功,遂沿长江向西进犯。

这是1842年上海抗英战争的大致经过。面对现有的资料,如何将它组织成文,如果以前有过学术论文的训练,自然要轻松一点。但在进校后的几年时间,我们一篇习作都没有,即便是二、三千字的小论文,也未曾写过,不知如何动手。王老师系里有课,开始一段时间还来所,后来就不见人。方先生很少说话,只见他成天都在做卡片,我们也不好意思向他讨教。我和恢祖商量后决定根据事件的发展进程,列出几个标题,先写出来再说。

进师院后,接触了一些学术论著,很少感到兴趣,大都枯燥乏味。唯独郭沬若的学术论著,与別人不同,不是板着面孔和人对话,带有文艺性,我读得较多,如《甲申三百年祭》,文风活泼,能打动人。在不知不觉中,我似乎也受了他的影响,于是也想将文章写得活泼一点。其实,郭老功底深厚,只有像他那样富于才华的人,方能挥洒自如,哪里是像我这种初学者能学得了的。大约10月中旬文章成稿后给恢祖看,他没有说什么。不过我自己也觉得不满意,于10月底又修改成二稿,给副所长徐崙,他看过之后,说了几点。大意是学术论文和散文不同,讲究科学性,必须论述清楚,逻辑严密。他的意思很明确,还是老老实实的做文章。他又说,上海抗英战争是鸦片战争中的一个战役,必须简单地交待这一战役发生的背景。重点是要讲清陈化成领导吴淞抗战的过程,宣扬其英雄主义,鞭挞牛鉴等人的投降行为。还要说明上海抗战的历史地位。当时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权威著作,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《中国近代史》(上),这是他延安时期的著作,囿于资料,关于上海战役,他作了“不战而溃”的结论,这显然是错误的。我们必须在文章中将这一点说明,但范文澜的名字就不提了。

按照徐崙的意见,我进行第三稿的写作,大约11月初写成后给恢祖,他说了一些想法。我根据他的想法作了一些修改。于是又去找徐崙。徐崙对我的三稿还是不满意,而这时《学术月刊》计划将我们的课题在12月号上发表。徐崙大概觉得让我修改没有把握,就以我的稿子为基础,他自己动手另起稿。大概已到11月下旬,他用毛笔写的十几页文稿终于完工。我对照了一下,他动得多的是开头和结尾的部分。文章开头是交待吴淞抗战的背景,我不会简略,写得啰嗦。结语部分也是同样的毛病,他将我评论的部分全部去掉,文字非常简洁。关于战役的整个过程,他嫌我的叙述不太清楚,引用材料不够,特别是英国几位舰长的回忆,是很能说明问题的,但我不敢大胆引用。所以在事实部分,他添加了一些材料,次序排列上作了调整。看了他写的,我明白了学术论文应该使用怎样的语言。他写好后,为了帮助青年研究人员学会写作,将他和我写的两篇文章都打印出来,让大家讨论。汤志钧、方诗铭、刘力行3位先生的发言是有相当水平的,于我而言,是一个极难得的学习机会。

《学术月刊》编辑乔彬来了几次,问何时能交稿。我们交给他已是12月初。几天后他要我和恢祖一起去编辑部校对。编辑部在高安路,离历史所不远,记得我和恢祖去的时候已是半夜,等了约1个小时,清样才出来。费了三四个小时逐字逐句仔细核对,到天快亮时,感觉没有问题了,才在晨曦中回到历史所。做编辑的也真辛苦,乔彬已有点年纪了,也陪着我们一起熬夜。

杂志是12月10日出版的,作者署了恢祖和我的名字。当时觉得有点说不过去,明明是徐崙捉刀帮着搞出来的东西,只有署他的名才合情理。这倒姑且不论,但后来稿费的处理更让我们难以释怀。乔彬将稿费送到所里后,办公室的同志给我们,我和恢祖认为应该给徐崙,但徐崙坚辞不受,要我们收下。后来恢祖给我说,不要推了,因为以前有过好几例,徐崙帮青年研究人员写成文章发表后,他都是这样处理的。当年的稿费为千字8元,全文约10700多字,送来稿费86.1元,恢祖将43.05元给了我。

我拿到这笔钱之后,找到李茂高,他原是我班的班长,我对他很信任。我请他帮我做一件事,让他将这笔钱交到系主任办公室。我的理由是,我是系里派到历史所,属于实习一类的,系里已经给了我别人得不到的机会,我不能再要这笔钱,让系里收下,我就安心了。大约过了一个星期,李茂高对我说,系里说这钱无法入账,因为入账要有名目,现在说不出名目,你还是拿着吧。过了几十年,现在想想,当年没有创收之类的说法,放现在,列一个创收的名目不就可以了吗。既然如此,我也无法再推。须知43元在当时算是一笔钱,我还没有参加工作,却拿到了一笔钱,自然也很高兴。想想再过半年就要参加工作,走上讲台,总要像一个教师的样子,于是化了大约20多元买了一双皮鞋。因为是困难时期,物资已很紧张,本来不到20元的皮鞋,我则化了20多元。

《学术月刊》是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的机关刊物,在学术界的地位很高。它刊登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经济学、法学等人文学科类的学术文章,每月一期。作者主要是上海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。他们集中在复旦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上海师范学院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所属的几个研究所。人数不会少于1000人。而当年文科类的刊物实在少得可怜,除《学术月刊》外,就是复旦、华东师大,上海师院3所大学的学报,能容纳的作者和文章极少。以《学术月刊》来说,每期发2篇历史论文,全年24篇。大学学报一般是季刊,能发的数量也有限。另外《文汇报》也刊登一些学术文章,为数也不多。总之一句,发文章很难。大学助教、讲师都很难发文,不要说是一名大学生了。和我们同期发表的另一篇史学论文《论“四权”和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关系》,署名作者为陈嘉铮和龙德瑜。本来不知道这两位到底是谁,前两年,看朱永嘉博客,才知是复旦大学历史系6个人的合作。其中陈嘉铮是陈守实、朱永嘉和朱维铮的合称。陈守实是复旦历史系二级教授,其排名次于周谷城和周予同,两朱当年都是助教。后来朱永嘉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的负责人,姚文元的《论〈海瑞罢官〉》的文章,没有朱永嘉是写不出来的。“文革”期间朱永嘉为上海市委常委,“文革”结束后获刑16年。朱维铮后来成了中国思想史领域最为中外学界瞩目的人物。但当年他们的文章还要陈守实先生领衔,由此可见一斑。回看现在,各种各样的杂志,五花八门,只要你愿意写,不愁没有发表的地方。我自问还无独立写作的能力,文章的发表只是在短时间内稍微兴奋了一下,很快就平复了下来,因为还有下一个写作任务要我们去完成。

大概是1961年1月,上海历史学会年会在南昌路科学会堂举行,徐崙说我们的这篇文章要提交给年会。讨论前要我们作一个说明,主要是讲写作目的,以及写作经过,听取专家的批评。恢祖和我商量后,他没有推托,由他作说明。对上海史素有研究的胡道静先生对我们的文章看得很仔细。关于陈化成布防的3道防线,他说其实只有一道防线,亦就是吴淞口两岸。东沟口和陆家咀这两处,陈化成有这打算,但实力不够。因为只要攻破吴淞炮台,英军可以从陆上,经江湾到苏州河,占领上海城,不必动用军舰。他这话给了我们启发,徐崙认为也有道理。胡道静的父亲胡怀琛是国学大师,早年父子俩协助柳亚子先生创办上海通志馆。柳亚子有搞上海史的打算和计划,成立通志馆的目的是聚集人才和搜集资料。历史所有通志馆的期刊和资料,我曾翻阅,对胡道静也不陌生。所以,追溯起来,柳先生才是上海史研究的开拓者。胡道静先生后来则成了《梦溪笔谈》的研究专家,蜚声中外,和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有密切交往,为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这自然是后话。

现在看来,这篇文章还是有一点意义的。之前,上海人知道陈化成,城隍庙供有他的塑像,将他和城隍放在一起供奉,但对他的事迹不是很清楚。倒是豫园里的小刀会起义司令部,因为是农民起义,经过大力宣传,人们都知道了刘丽川和陈阿林。对陈化成,人们还有一点顾虑,他是江南水师提督,是统治阶级营垒内的人物,能不能大力宣传?所以我们文章的题目也就用“一八四二年上海抗英战争”,而不用“陈化成抗英”,但主要还是宣传他的英勇事迹。现在几乎所有的关于陈化成抗英的宣传,包括吴淞的陈化成纪念馆采用的,大体是我们文章提供的资料。我们引用的外文资料,英国军舰“复仇神”号、“摩底士”号、“皋华丽”号、“哥伦拜恩”号、“西索梯斯”号的舰长和军官,柏纳德、奧特隆尼、穆瑞、利洛、康宁加木等的作战日记是以前人所未见的。陈化成的名字现在和关天培列在一起,成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抵抗英国侵略者的著名将领。



三、青浦教案的研究和写作


1960年12月底起,就转入青浦教案的研究和写作。

发生在1848年3月8日的青浦教案是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个教案。基督教的历史很复杂。它在公元1世纪创立后有过两次分裂。公元11世纪发生第一次分裂,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,称为“东正教”,以罗马为中心的,称为“天主教”。公元16世纪,天主教发生分裂,分裂出的派别称为“新教”,主要在英美和北欧地区。相别于新教,天主教也被称作旧教,主要是西欧、中欧、南欧大部地区和拉丁美洲。

早在唐朝,基督教就在中国传播,当时称为“景教”,西安碑林有一块“大唐景教碑”,但不成气候,佛、道的势力太大。直至明朝末年,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,用儒家学说宣讲基督教义,还走上层路线,找徐光启这样的“高知”,然后进到皇宫,影响权力中枢,于是局面渐渐打开。清朝时,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已官至钦天监,康熙身边还有两个法国传教士,专门教他数学、天文、物理。但后来因为罗马教廷改变过去利玛窦的做法,不允许中国教徒“敬天法祖”,被康熙下了驱逐令。天主教一度在中国沉寂,直到鸦片战争之后,天主教势力重又恢复发展起来。

新教的传播是后来的事,大体是乾隆晚年马戛尔尼使华之后。而传教士的大批来华则是鸦片战争所致。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《南京条约》后,1844年法国也強迫清政府签订《黄埔条约》,传教活动从此合法,基督教传教士,无论旧教、新教都大批前来中国。

教案大都发生在传教士、教民和中国底层群众之间,除了文化上的差异之外,还涉及到实际利益。青浦教案是新教传教士到中国后发生的第一个教案。1848年3月8日凌晨,英国伦敦会布道士麦都思、慕维廉和雒魏林3人去青浦布道,在城隍庙附近散发宣传材料,和滯留在青浦的漕运水手发生冲突。雒魏林挥舞手杖伤了水手,水手持篙问罪,遂起冲突。麦都思被打伤,青浦县令金镕闻讯后即赶到现场,急忙派人护送3人回沪。作为教案,不典型,严格说来,只能说是一个事件。整个事件过程很简单,但后果很严重。

《南京条约》将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列为商埠,向英国开放后,涉及外来人员的管理问题。1843年的中英《虎门条约》列出细则,规定外人在上述5个城市的活动领域,以一天内来回为限。后来法国人、美国人也照此规定执行。按当时的情况,实际也只是一天内的步行距离,自然只是指白天,最多十多个小时的时间。活动也就被限制在城市近郊的三十里路的范围。麦都思等3人雇了小船,从小东门沿江去青浦,行程约90里,来回180里,岂是用十来个小时就能做到的呢。这是理亏在先,但后来3人強词夺理,将一天说成是指24小时。道台咸龄曾参加《南京条约》的签订,见过世面,据理力争,认为传教士有错在先,水手斗殴在后,现在他去麦都思处已表示慰问,事情应该就此结束。但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是个极蛮橫的人,在他的威逼下,咸龄答应捉拿“肇事者”,他却不肯善罢甘休,下令英商拒付关税,又让军舰橫在黄浦江中,不让运粮的漕船进出,还派副领事去南京向两江总督李星沅施压。抗税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,封锁江面影响漕粮的运送,在阿礼国的恫吓下,清政府将咸龄革职查办,10名水手受刑,3名传教士获300两银赔偿。第一次鸦片战争后,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中,变得越来越软弱无能。

和陈化成抗英一样,青浦教案的中文资料很少。《筹办夷务始末》、《上海县志》和《青浦县志》中有一些零星的记载。现在已发掘出李星沅的私人档案,但当时还没有。我和恢祖提出能否从外文资料中去找一点这方面的材料。历史所有一个编译组,专门有一批人从事翻译。现在研究所都已不设编译组,研究人员一般都通一国,甚至多国外语。当年历史所的编译人员力量强大,约10人左右,有通英语、日语、法语等各种语言的人才。涉及上海史的外国档案,不可计数,不依靠外档资料,无法进行研究。搜寻的结果是,叶元龙先生在英国下院蓝皮书中有所发现,这就是阿礼国和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来往函件,约有20万字。叶先生曾任重庆大学校长,联合国救济总署安徽分署主任,解放后是上海财经学院教授。我曾写过两篇文章回顾他的一生。所总支书记张有年告诉我们后,我们就等他的翻译资料。这时已是春节后。叶先生的翻译速度很慢,每天只得1 500字,一星期约1万字,每周送一次。大约3月中旬,我向张有年提出,能否让我们叶先生合作,由他口译,我作记录,好让速度加快一点。叶先生工作场所在徐家汇藏书楼,就这样,阳春三月的时候,我来到藏书楼,和叶先生、马博庵先生、雍家源先生一起,在藏书楼底层入门处的廊下,放4张学生用的小课桌,开始我们每天8小时的工作。叶先生一面翻看,一面可以不假思索地口述,我按他说的化为文字。然后我读给他听,得他的认可后,再继续下一段内容。一天下来,可得6000字。他非常高兴,说我的文字能力不错,这自然是他对我的鼓励。现在知道先生那时已患有心脏病,他是力不能逮。其时我才20岁,他的年龄3倍于我,气血已经不足,还能要求他有速度吗。我和他合作了约1个月,到4月中旬,大概已译出一半多,十来万字。我对叶先生说,留下的部分,你看如觉得重要,选一部分译。我们将那十来万字消化一下,看能否做成文章。

本来4月中旬离放假还有两个多月,但传出消息说,系里让我们五月上旬结束所里的事情,回校去听一些课,参加毕业考试。原来我和恢祖打算根据现有资料,化一个月的时间,可以完成青浦教案的写作。但我们的打算最终还是落空。

5月初,我们离开历史所回到了学校。在校的同学已经过两个多月的实习,并且在听中文系老师的课,据说是准备改行。我们也就跟着一起听了20多堂课,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。中国现代史的课没有听,但要参加考试。就这样在一种无序的气氛中结束了学业。

青浦教案的研究,恢祖没有搞下去。过了二三十年,《辞海》虽经修改,出了再版,关于教案的措辞还是那么几句话。直到十多年前,才看到关于教案的几篇文章,其中一篇是马洪林老师的,他和我们一起在历史所,他知道这个课题。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教案,何止百千,青浦发生的这件事实在太小了,但并非因其小而可以忽视。这主要是因为有以下几个原因。首先,青浦教案是1 840年鸦片战争后的第一个教案。其次,大多数教案涉及的是天主教,而很少新教,青浦教案是为数极少的新教教案中的一个。最后,教案导致租界的扩张。1848年11月,阿礼国挟青浦教案的余威,逼迫上海道台麟桂,将英租界由河南路向西扩至泥城浜(现西藏中路)、向北由李家场(现北京东路)扩至苏州河。租界面积由830亩扩至2820亩。1849年4月法国驻沪领事敏体尼,则逼迫上海道台麟桂,将洋泾浜(延安东路)至城区的狭长地段,约986亩的土地租借给法国,这就是法租界的由来。从此上海有了两个租界。

青浦教案中的3位传教士,从教案中的表现来看,主要是违反了有关规定。青浦的漕运水手正处于失业状态,生活无着,心中积满怨愤。当天传教士带的宣传品不多,是传单之类,而水手争着一定要经书,未能满足要求,混乱之中,起了冲突。本也不是一件大事,但后来水手持竿棒追打,始酿成大祸。主要是阿礼国借此发难,如果清政府强硬对付,他是占不了便宜的。说来说去,是清朝政府的软弱和不争气。

上海开埠伊始,来华外人不多,其中在上海有影响者,只二十来人。教案中的这3位均列名其中。被打伤的麦都思(1796—1857年)是伦敦布道会资深牧师。早年曾习印刷术,后投身宗教。来华之前在印尼的巴达维亚(现雅加达)建印刷所。他是第一批来华的传教士,曾任英军翻译,1841年脱离军队,来上海传教。与此同时,他购买了位于现福州路和广东路之间,山东路以西的一片土地,于1843年创建墨海书馆。这块地被称为“麦家圈”,后来又成为仁济医院的所在地。书馆引进西方的印刷技术,翻译西方政治、科学、宗教书籍,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出版社。也可说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外资企业。墨海书馆培养了一批通晓西学的学者,如王韬、李善兰。王韬成为维新思想的先驱,对康有为、梁启超有直接影响。李善兰则成为著名的数学家。麦都思本人则留下多种译著,成绩斐然。为纪念他作出的成绩,布道会专设麦伦书院,后更名为麦伦中学,亦即现在继光中学的前身。那个挥舞手杖误伤水手的雒魏林(1811—1896年)他兼具传教士和医生的双重身份,是英国皇家学会外科学会会员,专眼科。他随麦都思一起来华,曾在广州、澳门行医,后至舟山创立医院。1843年来上海,在麦都思的帮助下,于1846年在麦家圈(占地5亩半)创办仁济医馆,亦即仁济医院的前身。后又赴北京创办医院,兼任英国公使馆医生。每次去仁济医院,见二楼的大幅墙面,陈列的是医院的院史赫然在目的是一张雒魏林医生的图片,总要想起1848年3月8日在青浦城隍庙的那一幕。

慕维廉(1822—1900年)也是伦敦布道会派出的牧师,只是到上海已是1847年,隔不多时,便发生了青浦教案。说起来,他与宋氏家族还有一点关系。宋庆龄的外祖父,即宋母倪桂珍的父亲倪蘊山,早年学修鞋、制鞋,20岁左右在南京路北的盆汤弄(山西路、福建路之间)借房开鞋店,1858年入耶稣教,为他行受洗礼的正是慕维廉牧师。后来倪蕴山到麦家圈,给伦敦会的传教士当厨师,不久升任天安堂(在麦家圈旁边)牧师,成了一名上海早期的宗教工作者,这是其人生的一大转折点。此后,几个子女,包括倪桂珍在内,以贫苦教徒子女身份进校读书,并享受免费食宿和生活费。

当年我对麦都思稍有一点了解,知道他有一个儿子,一般称为“小麦都思”,曾做过英国驻上海领事,为示区别,将他翻译成麦华陀(1823—1885年)。知道麦华陀曾创办“格致书院”,亦即格致中学的前身。现在的泰兴路还曾以其名命名,称麦特赫斯脱路。其他两位的情况,一无所知。

主要还不是资料的缺乏,不了解他们的生平经历,而是受流行思想的支配。1960年10月,《毛选》第四卷出版,我们政治学习的内容就是《评白皮书》的几篇文章,如《友谊还是侵略》、《丟掉幻想,准备斗争》、《别了,司徒雷登》,对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,保持高度的戒心。传教士被认为是文化侵略的急先锋,还有什么好肯定的呢,自然是全盘否定了。

改革开放以来,学术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史学领域更为明显。史学界对最早到上海的一批外国传教士,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研究分析,对他们在传播西方文化方面的贡献,给予了充分的肯定。



四、说说徐崙、马老和雍老


在历史所只有一年,但对它,我们都很有感情,直到现在已经过去快60年了,还一直想起它。漕溪北路40号那幢4层大楼,坐北朝南,南面就是藏书楼,再过去是天主堂,这些建筑,和土山湾孤儿院、徐汇公学(现徐汇中学)一起,构成了徐家汇天主教建筑群。1960年6月,我们刚进所的时候,那幢大楼一分为二,临漕溪路的东半部是市农委,另一半,即西半部,是历史所。两个单位食堂是一个,我们和市农委的人一起吃饭。过了几个月,两个单位分开,我们不从东门出入,而是和市农委隔开,另设一南门,由南门出入,食堂也分开。      

我们进所时,人员还不多,连我们在一起,不到30人。青年研究人员很少,只6、7人,中年研究人员,只3、4人,更多的倒是五六十岁的一批,是编译组人员,近10人。还有6、7位行政后勤人员。编译组人员大多是解放前在大学任教,即将退休,不适合做研究工作的。如叶元龙先生、马博庵先生和雍家源先生。还有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,运动中犯了错误,也被安排到研究所。如曾是同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薛尚实,资格很老,在白区搞工人运动时,一度受刘少奇直接领导,解放初,曾任青岛市委书记。到上海后,和柯庆施意见相左,遂被打成“右”派,后被安置到历史所。这种情況和张闻天、顾准、黄逸峰他们被安置到经济所,如出一辙。薛尚实每天夹着一个皮包,到所里上班,搞工人运动史。解放前,他领导工人运动,现在他将过去的实践拿来作理论研究。

从1958年建所到现在,已经60多年,最近翻看历史所的纪念册,除了对徐崙、汤志钧、方诗铭几位略有记叙外,余则一笔带过。这里,我想着重说几位。

先说一说徐崙(1910—1984年)。徐崙是历史所初创期的主要人物。所长李亚农曾任新四军敌工部副部长,是中科院学部委员,上古史专家。像他这样的党内史家也只有有范文澜、翦伯赞和吕振羽。他和郭沬若关系也很好,但因病长期住华东医院。实际主持负责所里工作的是徐崙。他的资格很老,是北大国文系出身,1937年以平津流亡学生的身份,参加以山东泰安为中心的徂徕山根据地创建。长期在新四军搞敌工和宣传。1949年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,1950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秘书长(由政务院批准任命)。后在上海市委党校讲社会发展史,并写了《什么是原始社会》、《什么是奴隶社会》、《什么是封建社会》等小冊子,发行量很大,影响很广。1956年协助李亚农筹建上海历史研究所。他瘦长个子,头发差不多已全白,额头布满皱纹,以为他年过60,后来才知道50还不到。烟抽得厉害,一根接一根,手指全被熏黄了。全所人员对他都很敬重,不但是因为他的资历、学识,更因为他平易近人。所里人的称呼,除了几位60岁左右的老先生,以某老相称外,不分年龄大小,都在姓氏前冠以老字。我年纪最小,但恢祖却称我“老华”,他称方先生为“老方”。我很不习惯,因在学校,方先生一辈,是以“老师”相称的,现在我就改称方先生。但独有徐崙,几乎是约定俗成,大家都叫他徐崙同志。

徐崙善言辞,历史所的人都喜欢听他讲话。不嫌其讲得长,反嫌其讲得短。因他讲话富于哲理,风趣幽默。这和他阅历丰富有关。在革命战争年代,他长期搞宣传,还从事敌工工作,来历史所前,又在市委党校讲课,练就了讲话的才能。自然,北大中文系出身,还有他那一口京片子,这都有关系。我这一生,听报告无数,在教政治课后,每学期都要听市委领导作报告,但听来听去,论讲话水平,只有原市委宣传部长陈其五可与他相颉颃。大约是1960年11、12月,他每周用2个晚上时间给我们讲中国革命史,这是他的业余时间。我们为他准备一瓶开水,他一面抽烟一面讲,2个小时时间很快过去,好像还没有听过瘾。香烟一支接一支不断,到讲课结束时只剩下半包。我对中国革命史本来就有兴趣,听他讲后,兴趣更浓。

徐崙先生

按徐崙解放初期的职务,不管是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秘书长,还是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,级别都已很高,前一职务由政务院(即后来的国务院)任命,后一职务应由中央军委任命。两个职务的顶头上司,文教委员会主任、政治部部长都是舒同(后来的山东省委书记),所以,他最起码是局一级干部。怎么后来弄到市委党校做教员,又被安排到历史所任副职,最多也就成了处一级干部呢!这是我们心中的一个疑团,但内情却不得而知。后来知道,许多领导出了问题,有一条出路,就是到研究所。我们心中也就作此猜想,徐崙大概在某次运动中出了问题。否则,按其资历和才能应是市委部长的角色。

他有一女儿,给我们讲课时有几次曾把她带来,约10岁,活泼可爱。据说徐崙的爱人是新四军重要领导人罗炳辉的遗孀,担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党委副书记。

离开历史所后,我一直关注徐崙的动态。知道他写了《徐文长》一书,曾听说他是徐氏后裔,为先人作传是他的一桩心事。他还在作张謇研究。他学术水平很高,但事务繁杂,不允许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搞学术。“文革”之后,我一直打听他的情况,他在历史所也遭到批斗,但我想所里的人毕竟都不是学生,情况总要好一点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他领导历史所拨乱反正,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,可惜他已到生命晚年,不允许他作出更大的成绩。1984年,他与世长辞,享年74岁。

还有马博庵(1899—1966年)先生和雍家源(1898—1975年)先生。他们互称马老和雍老。

历史所政治学习时,编译组的几位老先生分到各个组。马、雍两位先生就和我们一起。每周一次的学习,2个小时,就这样,我们算是认识了。后来因为和叶先生一起搞英国下院蓝皮书的翻译,到藏书楼,大约一个月的时间,每天都在一起,这样就更熟识了。1960年9、10月间,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出版,这是配合形势的需要。政治学习就以此为内容。第四卷收录的是毛主席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(人民解放战争时期)的著作。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最后决战阶段。贯穿这整个时期的毛泽东思想,是要敢于斗争,善于斗争,敢于胜利,善于胜利。在这场斗争中,绝无第三条道路可走。当年的政治舞台,除了国、共这两家外,还有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种势力,他们企图走中间道路。毛泽东在多篇文章中批判了这种思想。我们的学习以评白皮书为主要内容。

我们这一组,发言多的是马老和刘力行先生。刘力行好像也是老革命,原是山东师院的教务长,不知怎么也到所里来了,他的理论水平很高,讲话很有水平,一讲就是一大篇。他烟也抽得凶,我发现他将吐出去的烟圈还要吸回去,真是一毫也不肯放松。我喜欢听他发言。


马博庵先生

马老是喝过洋墨水的,只知道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出身。衣着打扮和徐崙、刘力行迥然不同。冬天是毛皮衬里的西式大衣。一口扬州话(江苏仪征人),一句是一句,出口成文,记下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。这种工夫不是常人能学到。现在关于他的材料多了,才知道他确实有骄人之处。他去美留学,先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,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国际法、外交史。取得博士学位后,回到他的母校金陵大学,任历史系主任兼政治系主任。1939年,应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之邀,去江西泰和(战时省会政府所在地)创办中正大学(现南昌大学前身)。熊式辉是蒋介石倚重的政学系人物,在主政江西后致力于弘扬文教,时江西无高等学府,故着意兴办大学。他经人介绍与马博庵接触后,发现马是个干才,故将筹办中正大学的事交由他和晏阳初主持。晏阳初和梁漱溟、陶行知都被称为平民教育家,声望很高。中正大学筹委会由晏任主任,马任副主任,实际由马负责。在克服了种种困难后,中正大学于1940年10月正式开办。著名学者胡先骕任校长,马博庵任文法学院院长。筹办期间马曾赴重庆面见蒋介石。抗战胜利后,蒋将熊式辉派往东北任东北行营主任,统管东北三省。马博庵随熊去东北,任内政部东北特派员。抗战期间,蒋经国基本上是在赣南地区,和熊式辉关系很深,故被任命为东北外交特派员。1948年熊式辉离开东北后,马博庵至无锡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、代院长。后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。他原先还搞社会学,从事县乡政建设,作过许多专题调查。1951年被派往香港、曼谷、日本、菲律宾等地进行农村建设方面的考察和研究。1955年回上海,1957年分到历史所搞研究、编译。

有这样的一段履历,特别是经过1957年反“右”运动后,马老自然处处小心。他在一次发言中就说,他就是毛主席所讲的民主个人主义者,在抗战胜利后,像他这样的人都希望组成一个以国民党为主体的联合政府,让共产党和民盟参加。他们都很钦佩周恩来,认为周恩来是行政院长的最好人选。他对于延安方面发的文告中用的措辞,“你的(指蒋介石)政府”很不习惯,因为政府就是一个,也就是还在重庆的中央政府。总之,他每次发言都很有内容,我喜欢听他讲话。

我见过他翻译的文稿,他的钢笔字很漂亮。中国最早的报刊是外文报纸,1850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《北华捷报》。上海小刀会起义(1 853—1855)时期,曾发布许多文告,所用均文言,《北华捷报》用英文将其发表。历史所组织搞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时,马老将英文回译成中文,所用也是文言。多年后发现了原文,将它和译文对照,竟一字不错,可见他的语言文字的功力。但就是这样一个学识渊博,又具行政干才的学者,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,因受惊吓,突发脑溢血而死,享年67岁。他太极拳打得很好,技法纯熟,在藏书楼,他和雍老上下午各打一遍。对像我这样的年轻人,他总面带笑容。想不到只过了几年,就遭此无妄之灾,最终离开了我们,行文及此,也不禁悲从中来。

和马老不同,难得听到雍老的声音。政治学习时,他正襟危坐,不苟言笑,从未听他发过言。后来知道他是伪国大代表,也就知道他为什么不讲话的原因了。“国大”,即国民代表大会的简称,分“制宪国大”和“行宪国大”。叶元龙先生是1948年的行宪国大代表,1957年讲了几句话被划成“右”派,对雍老来说,可谓前车之鉴。不过人的性格各有不同,雍老大约属于内向,不是喜怒皆形于色的那种。其实国大代表这个群体是需要加以分析的。这里有几种,有党派代表,有各省提名代表,还有特邀代表。查当年《申报》,才知道叶元龙先生是由他籍贯所在地安徽歙县推出的,叶先生讲他如何被推出,并不清楚。雍老是作为社会贤达被推出的。所谓社会贤达是不属于任何党派,而具有广泛社会声望的人士。不是某一个党派说了算,要社会公认。大都是学者、教授,是各个专业领域的领军者。雍家源是会计界的名人,在20世纪中国十大会计名家中,位列第四。上海的中国会计博物馆列出1 8位中国会计名人,潘序伦列第一,雍家源位列第六。1946年的制宪国大,他是作为会计师团体被列入,是其中的五人之一。

这自然和他的经历有关。他6岁进私墊,化8年读完“十三经”。17岁进金陵大学,先学英文,后攻经济。金大毕业后,应廖世承邀请,在东南大学附中任教。后去美国西北大学攻读,回国后任中央大学教授、会计系主任。1933年出版《中国政府会计论》,三易其稿,45万字,作为“大学丛书”出版。他是中国现代政府会计制度的最早设计者。1940年,和马寅初等一起,被推荐参加第二届中央研究院评议员(即后来的院士)选举。所以,他和马老还有些不同,马老还不纯粹是学人,他和政界有联系,有些事,在运动到来的时候,往往说不清。雍老在南京国民政府做过审计院协审,审计院改名为审计部后做过审计兼总务长,解放前夕,做过南京市政府会计长,都是一些技术性工作。大部分时间在大学任教,1949年9月至1952年院系调整前任复旦大学会计系主任,后在上海财经学院任教。但面对一个新的政权,而且运动不断的时候,国大代表这个头衔本身,让他怎么可能若无其事呢!有一次,刘力行在发言中说到伪国大选举时说,有的人跳了窑子,入了火坑,失了贞操,不知他是否有所指,但在雍老,那学习,不就如坐针毡,那发言,不就如芒刺背吗!

雍家源先生

虽然在一起学习,又在藏书楼在一起个把月,很少听他说话,他只是一门心思的翻译。他是1958年下半年进所的,“文革”期间历史所陷于瘫痪境地。如果算到1966年,他实际工作只有七年,但就是这短暂的几年,除了集体合译外,他独力完成了一百万字的翻译任务。所里的人对他这种勤勉的精神都很钦佩。1966年8月1日,他被抄家,从晚11点直至凌晨5点。后又被安排到奉贤农场劳动,1972年退休,1975 年去世,享年77岁。

近60年前在藏书楼的“三老一少”,“三老”中,马老走得最早,接着是叶先生,最后是雍老。“一少”呢,再过几个月,也已是八旬老人了。他们三位,物质上,衣食无虞,甚至还可以说处于大众的最高层。1956年工改时,雍老被评为三级教授,领导对他解释说,他是应该评二级的,但由于种种因素,只好委屈了。是的,会计师一行,他在国内,不是排在第四,就是第六。担任过中央大学、复旦大学的会计系主任,他不评二级,谁评?但他却说,工改前,他拿220元,现在按三级,他可以拿250元,他感到很满足了。还有两位的工资肯定也不低。但对他们来说,重要的并非是物质,倒是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,能在学术上有所创造发明。他们是学人,学人不做学问做什么?雍老是中国现代政府会计制度的设计者,在南京政府时期,他在多处搞审计、会计,想实现他设计的理论,但总是行不通,往往以辞职告终。不是理论有问题,而是政府还不是“现代政府”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利用讲坛宣讲他的理论,不料到58年,他和叶先生一起,被安排到历史所。两位经济学家,不搞经济学而去搞翻译,搞翻译也不到经济所,令人啼笑皆非。

再说马老。他不但是历史学者,而且是社会学家。他的研究方向和梁漱溟相同,是如何搞好县、乡政建设。我看过他在江西搞的调查报告,对乡镇一级的调查,列项很细,每一项都有调查统计。和他一起搞的还有著名社会学家雷洁琼。但解放后,他的这一套自然行不通,也只能转任翻译了。

我在历史所的时候,政治空气很沉闷,大家讲话都小心翼翼,他们几位则更不必说了。本来三位的共同话题应是很多的。年纪也差不多,叶先生长雍老1岁,雍老长马老1岁。3位都有留美经历,从美国回来后都在南京,又都在中央大学、金陵大学、东南大学这几所学校任教,相互之间应该都很熟悉。但从未听他们闲谈以往,好像他们过去都不熟识。他们心中到底在想些什么?写到这里,就想着他们这一代学人的命运。他们可说是生于忧患,原先都怀着救国的理想,希望能在学成归来后报效祖国,做一番事业,但在现实面前,却撞得粉碎。在风云变色、江山鼎革之际,他们原本都可选择去台湾。1949年4月南京政府迁往广州后,任命雍老为交通部会计处长,要他去广州,遭到回绝,最终他选择到复旦任教。再说马老,以他和熊式辉(1949年中共列出的43名战犯中,熊列第18位)的关系,也完全可以跟随熊去台湾,但他却到了东吴大学。叶先生也是同样的情況,国共双方都在做他的工作,最后他也决定留下。他们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寄予热望,相信在人民政权下,还能发挥自己的特长,倣一些有益的事情。孰料建国初期严酷的政治生态,令他们只是感到压抑,还谈什么发挥特长,搞什么学术研究呢!

叶元龙先生



五、结语


回校后,我曾去王明枫老师处,因为在历史所,也算熟悉了。我曾去过两次。他住教师家属宿舍楼的底层,大概很少有学生去看他,所以每次我去,他都很高兴,抓一把糖来招待我。第二次去时他告诉我一个消息,说所里本来要将我们这几个留下,但中央刚发布”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,城市要消肿,各单位要精简人员。所里原先的方案无法实现。在历史所,除了师院外,华东师大和复旦也有几位学生和他们合作课题。但比较起来,他们认为我们这几个最卖力,也就是说,像做学问的样子。做学问的一个重要条件是,心要静得下来,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。到所里后,看方先生,汤先生,坐几个小时是常态,杨宽先生坐在那只可转动的圈椅里,不见他有出来的时候。受了他们的影响,我们的“坐功”也就练出来了。

我们都刻苦自励。1960年下半年,是最困难的时期,历史所食堂伙食比学校要好一点,估计和市农委合在一起有关。但油水总还不足,饥饿感是常态。就是这样,我们热情仍然很高。那一个冬天,我每天晨起拖着木屐去浴室洗冷水澡,然后和几位同学一起长跑,从学校大门出去,沿桂林路,漕宝路,到漕诃泾甚至到中山西路,再乘43路到历史所。我去报销车费时,系主任秘书张企贤问我怎么有不少5分车票(应该是1角车票),我笑着回答她说,我们给系里省钱。就这样,上午7点离校,晚6、7点回校。然后去图书馆,凭参阅证进参考室,看一点所谓的内部资料,往往过11点才回宿舍。

我们都作出了一点成绩。沈渭滨写了《试论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一一和夏东元先生商榷》,刊在1961年第4期《学术月刊》上。方老师和王高胜合写了一篇太平天国的文章,发在《解放日报》1961年1月11日上。陈书林、季国忠和马洪林老师一起写的文章是后来在《史学月刊》上发表的。所里的青年研究人员不多,我们这几位也合他们的意,想把我们留下,也很自然。但形势似乎比人強,好事多磨,最终未能如愿。

我们这一届的毕业分配很晚,到8月底才将我们送出师院。大约100多人的一个年级,有10人留校,除1人外,全是党员。有搞政工,也有搞教学。毕竟在一起已三四年,每人的情况彼此都大致清楚。搞教学的,看来看去,除个别人外,大都不够格。我们7人,无一人入选,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。既然我们去历史所的时候,是经过挑选的,为什么要留人的时候,就想不到了呢。现在别人不说,无论怎样,沈渭滨是应该要留校的。他不但文字工夫好,理论水平高,且富于思辨能力。1962年,他要我一起去考研究生,我知道自己不够格,加上学校工作任务重(上二门课,兼高三班主任),没有去。他其实是考上了,华东师大的陈旭麓也要他,陈旭麓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者,在国内享有盛誉。七宝中学却借故不放,做了一件缺德的事情。但过了十多年,最终还是被复旦要了去。

现在我们7人中,沈渭滨于4年前离我们而去。王高胜也于前年去世,走前一星期我曾去岳阳医院看他。大概是他生前曾关照,要把留下的书送我,夫人曾来过两次电话,但我自己的书都无处堆放,他的研究方向又和我不同,我只好婉言谢绝。季国忠和我最谈得来,他分在普陀区新会中学,分开后和他通过几次信。后来听说他已不在世,却说不清原因。2002年我到普陀区进华中学上课后,就托人打听,回答说是走失了。“文革”大串连,乱得很,走失了找都找不到。他很老实,平时不多话,但我知道他古文很好,文笔也不错,表达能力很强。离世的时候30还不到,真是太可惜了。李茂高今年92岁,8年前聚会还参加,以后就不见身影了,听说身体也不好。廖志豪回到苏州后没有音讯,据说进了苏州博物馆。陈书林和我都在南汇,和他见面的机会最多,他身体还不错。

历史所培养了我对科研的兴趣,如果留在所里,也就是向故纸堆里讨做文章。民国时期著名报人曹聚仁,有一年在杭州西湖文澜阁整理《四库全书》,他说是成了蠹虫,过着“发霉的生活”。我后来做了教师,和搞研究比较,到底孰优孰劣,实在很难讲。几十年教师做下来,觉得倒也不错,因为每天面对的是一个个活泼可爱的生命,在精神上是愉悦的。到现在还和不少早年的学生保持联系,享受着这种精神上的愉悦。但不管怎样,我对历史所怀有感恩之情。在这短短的的一年中,它让我接受了初步的学术训练,知道怎样去做课题研究。我现在还保持这样的习惯,即发现问题后,便去收集资料,写一点小文章。我还常常怀念徐崙同志、方先生、汤先生、老刘(恢祖)和三位民国时期的学人——叶先生、马老和雍老,也常常怀念我的这几位老同学。他们对我都很关照,我对他们都怀有感恩之情。


  2020年1月3日



本文作者华士珍先生